今年 EASL議程中，有幾個題目特別有趣，所以參展前我們做了一個小實驗—用自然語言直接提出延伸問題，甚至改用中文、英文、德文來問 UDP的Lumen，結果得到不少意外的驚喜!
「維吾爾族在中國歷史文化中，扮演過什麼角色？」
今日新問題，撞見60年前老答案
Lumen 並沒有把我們留在今天的「維吾爾」這個名稱裡。沿著文獻往回走，我們遇見了 1964 年《大陸雜誌》的一篇〈畏吾兒突厥人的印刷術〉。今天的「維吾爾」，在六十多年前的文獻中以「畏吾兒」出現；而原來的民族史問題，也意外開啟了另一扇門——印刷術與文字傳播史。
換成德文提問，另一條思路出現了: 1972 年《食貨月刊》的〈突厥文化及其對唐朝之影響〉，把一個關於今日維吾爾族的問題，往前推向突厥文化、唐代中國與中亞之間更大的歷史世界。我們原來只是問了一個問題，但六十年前的學者，似乎正把我們推向下個問題。
接著，我們想到EASL 議程裡的另一個議題—British Library 收藏的納西（Mo-so）手稿。如果從今天的「納西」出發，往七十多年前的文獻走，會遇見誰？答案讓我們更意外!
轉角處遇見三位漢學大師
其中一位是李霖燦： 1930、40 年代，他曾在麗江進行實地調查，採集一千多冊麼些經典，學習麼些語與文字，後來編成《麼些象形文字字典》。到了 1950 年代，他仍持續追問：這套文字從哪裡來？如何從「形字」走向「音字」？它和漢字之間究竟發生過什麼關係？
沿著這條線繼續走，我們又遇見另一位學者—董作賓，甲骨學的重量級奠基者。而在1951 年，兩人的研究竟在《大陸雜誌》裡交會了：董作賓，〈從麼些文看甲骨文〉。為什麼一位甲骨學家，會從中國西南的一套少數民族文字，重新思考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
再沿著這些人物與文獻往前、往後追，我們又看見了李濟；看見李霖燦後來在故宮留下的大量研究；也看見董作賓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延續數十年的甲骨學與文字學研究……
串起新舊文獻間的關聯性
一個 2026 年關於納西手稿的問題，就這樣把不同年代、不同機構、不同刊物，及幾位二十世紀重要的漢學家重新串連在一起，這些文獻從來沒有消失，有些已經在資料庫裡靜靜躺了七十多年。只是今天，當我們用新的問題、不同的語言重新詢問它們時，新文獻與舊文獻開始互相照亮；原本相隔數十年的知識，也重新發生關係。
這正是我們最近在 TAC 上使用 Lumen 多語智慧搜尋時，最常遇見、也最令我們驚喜的時刻。但還有一個趣點，我們無法寫在這封信裡：
你的研究問題交給Lumen，將會如何？
